当一个人突然失去表达能力时，谁可以替他做决定？
这个问题，过去更多停留在老年照护与失能风险的语境之中。但近年来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、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医疗决策复杂度上升，它开始出现在更广泛的人群之中。
从ICU门口的紧急签字，到伴侣、家属关系中的医疗决策分歧，一种名为“意定监护”的制度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群理解与使用。在老年群体中，它关乎失能之后的照护与尊严；在年轻人之中，它则更多指向突发疾病、医疗急救与关系结构变化中的决策空白。
意定监护，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在意识清醒时，以书面形式为自己提前指定失能后的监护人，其效力优先于法定监护安排。这一制度已写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十三条，并于2021年正式施行。
目前，全国范围内意定监护相关公证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，高龄独居人群、失独家庭、丁克群体以及部分高强度职业从业者，正成为这一制度的重要受益者。
指定女儿拿主意
母亲得以保守治疗、平静离开
武汉居民张敏（化名）今年66岁。母亲刘芳（化名）20世纪30年代出生，2023年去世。刘芳和丈夫育有三儿一女。
老伴十多年前因病去世后，刘芳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。三个儿子来得勤，老大在银行工作，每次来都劝母亲把存款转到他推荐的理财产品上；老三做生意，总说老房子该翻修了；老四最小，说话直，有一次没跟母亲商量，直接回绝了老同事发来的聚会邀请。
刘芳嘴上应着，心里不太舒服。她是60年代的大学生，年轻时在单位独当一面，退休后还学会用电脑，每周去老年大学上课。她不需要人时刻照看，更希望子女在她真正需要的时候搭把手，而不是事事替她拿主意。
矛盾在房子的事情上彻底爆发。儿子们建议母亲早点把房产过户，“免得以后麻烦”。刘芳不同意，说自己身体还硬朗，不想这么早就处置毕生积蓄。那次吵完之后，三个儿子来的次数明显少了，后来干脆不再登门。
家里的琐事，买菜、陪母亲看病等慢慢都落在女儿张敏身上。买母亲爱吃的菜，打扫房间，陪母亲去医院量血压、测血糖。这些琐碎的照料，张敏坚持了多年。一次，刘芳骨折住院，张敏白天在医院陪护，晚上回家还要忙家务，由于睡眠严重不足，她在医院走廊里差点晕倒。
刘芳把这些都看在眼里。她知道女儿实心实意，但也清楚这个家的情况：三个儿子从小强势，女儿习惯退让。自己要是哪天病重昏迷，谁来替她决定要不要插管、要不要进ICU、要不要有尊严地走？
她不想让女儿在那种情况下还要面对兄弟们的质疑和争执。
2021年秋天，刘芳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。一位老同学说起意定监护：趁自己还清醒，指定一个信任的人，将来在自己失能失智时替自己做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决定。
刘芳心里一震，这不正是她想要的吗？她回家就跟张敏说了。母女俩先去咨询了律师，又去公证处。公证员详细解释了意定监护的法律效力和办理流程，确认刘芳神志清醒、意思表示真实。刘芳在公证书上签下名字，指定张敏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。
2023年，刘芳病情突然恶化，高龄带来的多器官衰竭让她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。住院、治疗，每一个环节，张敏都陪在母亲身边。
张敏作为亲生女儿，在母亲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二十八条，她属于法定第一顺位监护人（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，因此即使未签订意定监护协议，她在法律上也天然享有监护资格，可以直接为母亲作出医疗、生活照料等决定。
然而，一旦儿子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对此提出异议，法定监护顺位便可能引发争议。此时，张敏需要出示事先与母亲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——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三十三条，该协议具有优先于法定监护的效力，法院将优先尊重母亲在意定监护协议中的真实意愿，由张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监护职责。
张敏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：“那份意定监护没有真正启用，签订协议后妈妈不再焦虑，家里关系变得平和。此后，三个儿子也没有多争执，一切都听张敏和医生的安排。”
张敏为母亲选择了保守治疗，减少了母亲不必要的痛苦。最终，张敏母亲走得很安详。
继女成了“对手”
在侄子撑腰下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
胡秀兰（化名），2025年去世时78岁，退休前是一名会计。年轻时与二婚的老周结婚，抚养继女周敏（化名）成人，无亲生子女。
2024年深秋的一天，她在小区遛弯时，突然感到哮喘和呼吸困难，邻居及时发现并拨打120急救电话。
脱险后，胡秀兰心里空落落的：“如果以后我的身体突发恶疾昏迷不醒，谁给我确定治疗方案？”
胡秀兰知道，自己的法定监护人，是继女周敏。此前，胡秀兰正和周敏打着一场遗产继承官司。起因是老伴老周去世后，留下一套位于武昌区的房改房，周敏一纸诉状将抚养自己多年的继母告上法庭，要求全额继承。
诉状里，周敏言辞激烈，称胡秀兰并非生母，未尽抚养义务，甚至翻出陈年旧账，说胡秀兰当年对她刻薄冷漠。胡秀兰不敢往下想。一旦她再度昏迷，手术签字权、救不救的决定权、医疗方案的选择权都在周敏手里。
胡秀兰后来对律师说：“我不怕死，但是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，死前把该办的事办得清清爽爽。我希望躺在手术台上时，我是心安的。”
痊愈回家后，胡秀兰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，很难找到可以完全信任的人——没有亲生子女，兄弟姐妹大多离世或年迈；现在，老伴走了，继女成了“对手”。
直到她想起侄孙王凯（化名）。
王凯35岁，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。两家走动不算多，逢年过节见个面，王凯总叫她姑奶奶，陪她聊几句天。之前，胡秀兰摔断了腿，住院期间，周敏来看过一次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反而是王凯，有空就来看她。
胡秀兰约王凯见面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凯——和继女的官司，对未来的担忧。说完，她问王凯：“如果我以后再出什么事，由你来决定怎么治疗、怎么照顾、怎么管理财产。你愿意吗？”
王凯沉默许久后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在律师的帮助下，胡秀兰和王凯前往公证处，办理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——在胡秀兰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由王凯履行监护职责，而不是被动等待法律分配。
遗产继承案再次开庭时，王凯陪同胡秀兰出庭。他年轻、干练、思路清晰，给了胡秀兰很大的底气。
案子最终调解结案。考虑到胡秀兰对家庭的贡献，房产由双方按比例分割。
此后的日子，胡秀兰住在武昌区一套小公寓里。王凯每周都来看她，带她去医院复查，陪她聊天解闷。她开始学用智能手机，学会视频通话，偶尔还会发几条朋友圈。
“我觉得，日子又有盼头了。”胡秀兰曾跟公证员说。
2025年，胡秀兰的身体再次出现问题。这一次，王凯作为她的意定监护人，全程陪伴在她身边，替她做出医疗决策，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
给信任上一把锁
75岁教授把晚年托付给徒弟
近日，在武汉某大学校园咖啡馆内，记者见到周明远（化名）的徒弟林涛（化名）时，他刚给本科生上完课。
“周老师身体挺好，每天打太极、看文献。”林涛说。三个月前，75岁的周明远办理了意定监护，指定林涛为监护人，公证处为监督人。协议至今未启动。
周明远退休前是大学教授。56岁那年，独生子周航意外去世。半年后，老伴陈淑芬（化名）病逝。
“那段时间老师几乎不出门。”林涛回忆，他是周明远带的2002级博士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师徒二十余年，“我隔几天去坐坐，看看老师，不多打扰。”
缓了大半年，周明远逐渐回归正常生活。但林涛发现，老师开始整理档案——房产证明、存款明细、科研项目资料，分门别类装进牛皮纸袋。
今年春天，周明远请林涛到家里来，递给林涛一份手写清单：生活照料、医疗决策、房产存款等，全权委托。“万一我糊涂了，请你来办。”
如果周明远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，林涛去帮忙办理医疗决策等手续，凭什么身份呢？周明远主动联系武汉尚信公证处，提出方案：林涛当意定监护人。
公证员在办理手续时考虑到，这项监护周期可能长达数年，涉及财产管理、医疗决策等，权责很重。虽然老先生百分百信任徒弟，但仍有必要规避长期监护中的潜在风险。
一个新的概念被提出：意定监护+公证监督。
等到周明远真正需要启动监护的时候，徒弟全权履行监护职责，公证处作为监督方定期核查徒弟的履职情况，核对财产使用、医疗方案，是否完全尊重老先生当初定下的意愿。
“如果履职一切妥当，我们是不会去干预的；一旦出现违背老人意愿的情况，公证处就会及时介入纠正，必要时依法变更监护人。这样既保全他们难得的师徒情谊，也给老先生的晚年权益，上了一道牢靠的保险。”武汉尚信公证处公证员陈丹妮说。
周明远还一并办理了身后事的整体安排。
如今，意定监护协议并未启动。周明远身体硬朗，林涛有空就去看望。林涛说，周老师对未来没有了恐惧，知道自己是能被托住的。
当年轻人开始
为“无法做决定的自己”提前设定答案
在浙江泽大（成都）律师事务所不止挚友团队创始人付露月的观察里，这几年，来咨询意定监护的人，正在从老年群体，逐渐延伸到更年轻的人——创业者、医生、伴侣关系中的个体，以及处在生育阶段的女性……
付露月从事律师行业12年，最初做公司法与IPO相关业务。2018年，她开始接触意定监护相关案件。
那一年，她开始意识到一个尚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：当一个人失去表达能力时，法律如何让“替代决策”成立。2023年，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科普意定监护，逐渐收获一批粉丝关注。2024年以来，相关咨询明显增多。
在她接触的案例中，客户来自新疆、黑龙江、吉林、上海、北京等地。同时，她看到另一种现实：这仍是一个“小众制度”。
林屹（化名）40多岁，在成都软件园经营一家初创科技公司。他是一个典型的高强度创业者，长期加班，生活与工作几乎重叠。
未婚，父母不在成都，身边最稳定的关系，是公司的CTO孟博（化名）。两人不仅是合伙人，更是多年朋友——一起从早期创业走过来，彼此知道对方的工作强度，也知道对方长期处于“随时可能崩溃的节奏”中。
正是基于这种关系，林屹此前做过一个安排：在律师协助下，他将孟博指定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，同时作为医疗紧急情况下的第一联系人。
那一夜，林屹在办公室加班。没有任何预兆，他突然出现胸口剧烈压迫感。起初他以为只是疲劳，但疼痛迅速加重，很快连站立都变得困难。同事把他送到医院时，情况已经非常紧急。
急诊检查结果很快出来：心梗。医生没有太多时间解释，直接提出一个决定：是否立即进行高风险电击抢救。
时间被压缩到分钟级。孟博赶到时，林屹已经意识模糊，无法完整表达。孟博非常清楚林屹的身体状态，在医生的催促下，他快速做出判断，签字同意抢救。
医生对林屹实施了较为激烈的抢救措施，他的心跳一度恢复，但很快又再次出现危险波动。经过持续数小时的抢救，直到林屹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后，他才被送入ICU观察。
孟博回忆：“他还这么年轻，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——必须救。如果他没有提前做这个意定监护，谁来签这个字？”
考虑意定监护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
付露月认为，意定监护这一制度正在从老年照护场景，逐渐扩展到更年轻的群体。其中包括：高强度工作人群、多元家庭结构、孕产及特殊医疗场景、孤独症家庭与长期照护需求等，甚至拓展至突发紧急医疗情形下的医疗处置决策权。相关法律制度亟待更广范围的宣传普及。
但她也指出现实中的不均衡：在不同城市，公证机构接受程度差异明显。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杭州、南京等地相对更为开放，而部分地区仍存在明确限制。在部分公证实践中，还会要求提前告知父母，即使当事人已成年。
她举例说，在天津，团队曾对30多家公证机构进行沟通，但未能完成本地办理，最终当事人选择前往成都。还有费用问题，在上海，一次公证费用通常在1万元以上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的普及。
此外，还存在一个普遍误解：一些年轻人误以为意定监护等同于婚姻关系。但在法律层面，这只是关于“失能状态下决策权”的安排，而非身份关系替代。这种认知偏差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实际执行。
“这一制度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阶段。”从北京回武汉发展的陈丹妮说，2017年，她在北京执业的时候，办理了自己第一例意定监护公证。回武汉后，2020年办理了自己在武汉的第一例意定监护公证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咨询。
他们并不一定预见风险，但开始意识到一个现实：当一个人无法表达时，谁来替他进入最关键的决策现场。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案例中，意定监护正从一个边缘制度，变成一种新的生活预设方式。
近日，武汉市政协委员、武汉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李芊走进街道社区，为辖区居民作关于意定监护的普法讲座。
“意定监护就好比是自己在糊涂之前就安排好了受托人，等自己神志不清后有人帮忙打理一切。监护人不是贪图委托人的财产，而是负有监护的神圣职责。”李芊观察，在武汉，意定监护办理目前尚处于萌芽期——讲座上大家认真听讲，但无人提问；他把手机号告诉在场所有人，但目前还无人咨询。
李芊建议，考虑意定监护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：有没有自己信任的亲朋好友？要不要委托信任的人处理自己的各种事情？自己的其他亲属会不会有想法？
意定监护的意义，不仅仅是等待启动的那一天，而是让“万一”不再成为悬在头顶上的剑，人才能安心过好眼前的日子。
（本版图片均由AI生成）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汤炜玮 张倩倩 杨千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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